列宁在论证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哲学意义时，深刻论证了社会的物质关系决定社会的思想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且指出，像马克思那样，把这种唯物主义方法运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就是“从分析事实开始，而不从最终结论开始，从研究个别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关系开始，而不从什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开始！”。
无论是米海洛夫斯基之流的主观社会学家“从某种空想开始”，从“人的本性”出发，还是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在着手研究事实之前，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的一般理论，都是毫无用处的，“这种方法是很荒谬的”。此外，列宁在驳斥民粹派时，还捍卫和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要原理。
俄国民粹派和第二国际中的修正主义者一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似乎它是一种把经济因素视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的机械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列宁驳斥米海洛夫斯基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作“唯物主义而已”。他们在任何著作中也没有把它叫做“经济唯物主义”。
米海洛夫斯基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硬说它荒谬到不愿考虑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列宁驳斥道：“其实完全相反，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仅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
恩格斯在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中，都批判了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庸俗经济唯物主义的企图。列宁在这里的批判不及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全面和详尽，但也表明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企图，并独立地作出了最初的批判。7年之后，即1901年春天，列宁的《怎么办》一书就详尽地阐明了政治、理论、政党等上层建筑因素的能动作用。
米海洛夫斯基还歪曲攻击历史唯物主义，说它的历史必然性思想就是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据米海洛夫斯基说，从历史必然性思想得出结论：社会活动家如以活动家自居，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他们是“被动者”，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窑里牵出来的傀儡”。
列宁概括了当时历史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心主义者在这方面的争论，指出，把决定论同道德观念、把历史必然性同个人作用完全对立起来，正是主观哲学家喜爱的一件法宝，以便通过这个对立的解决使道德观念和个人作用占上风。
历史唯物主义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否定个人在创造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列宁精辟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他说：“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
主观社会学家们在谈到“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的冲突”时，总把历史是由“进行斗争的单独的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放在第一位。米海洛夫斯基说得更明白：“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冒着风险成为历史活动家。是他，而不是什么神秘力量提出历史的目标，并且突破自然界和历史条件的自发力量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向目标前进。”
列宁指出：“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主观社会学家满足于历史是由活的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前人创造的既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创造着历史。
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必然要受到既定的历史条件制约。同时，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个人的活动只有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动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重大的成果。因此，在评价个人的活动时发生的真正的问题是：要研究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有什么东西能保证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的群众行动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在承认个人创造活动的同时，又强调这一创造活动是受历史必然性制约的，或者说是在承认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主观社会学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就是“忘记了人”。而历史是由“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创造的。因此，他们是把“活的个人”作为研究对象，它们才是实在论者。列宁从社会学方法的角度比较了历史唯物主义和主观社会学，驳斥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
列宁揭露了主观社会学方法的荒谬性。他们的议论似乎是从“活的个人”开始，强调一切个人的思想和感情。但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研究的个人同具体社会环境隔离开，因而他们就不能研究真实的个人及其思想和感情，而只能把主观社会学家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安在这些个人身上。因此，他们研究的个人实际上是一些没有思想和感情的木偶，这样的做法只能产生天真的幻想。
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从而也就是研究真实的个人，因为这些关系是由个人的活动组成的。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在研究实际的社会关系及其实际的发展时，也正是研究活的个人活动的产物，也正是研究活的个人怎样创造了和继续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因此，他所研究的是真正的“活的”、现实的个人，是现实的思想和感情，即个人的已经表现为行动、已经造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思想和感情”。
列宁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使社会科学取得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十分确切而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它制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把极为多样的个人的活动归结为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把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个人的方法概括为“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这是列宁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米海洛夫斯基攻击马克思主义者“信仰并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列宁驳斥道，这完全是撒谎和捏造。列宁阐明，理论符合现实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唯一标准；从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出发研究社会历史，是它的根本出发点。
列宁说：“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根据理论符合一定的即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现实和历史这一点，而是根据别的什么来论证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的，而且他们也不能根据别的什么来论证自己的这种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自己就十分明确地说过对理论的这种要求，并且以此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
列宁以普列汉诺夫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证为例，指出，他不是靠马克思的任何威望，不是靠什么抽象公式，而是始终只谈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只谈这些关系的现实演进。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
列宁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民粹派时，也不是依靠什么抽象的历史公式。如果“只是把他们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加以对照，那就背离了唯物主义的方法”。而是必须把他们的思想和现实的俄国社会经济关系加以对照，指明他们的思想在俄国现代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基础，揭露他们的思想和纲领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之间的密切联系。
列宁从他的早期革命活动开始就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
1899年，他在为《工人报》写的文章中，在驳斥第二国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污蔑为“教条”时，就写了一段有名的话：“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说来，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俄国民粹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者，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优秀的传统，拒绝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遗产”。列宁于1897年底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了《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一文，驳斥了民粹派的歪曲和攻击。这篇文章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分析社会思想派别的杰出典范。它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启蒙派、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这三者的观点作了分析对比，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待优秀文化遗产的态度，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的历史继承性的原理。
列宁指出，启蒙者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竭力支持、加速和促进社会的发展，扫除一切妨碍和阻止这个发展的障碍。这是启蒙者从根本上优于民粹派的地方。但是，启蒙者看不见社会发展所固有的矛盾。在这一点上他们不如民粹派。他们一般地谈论人民，而看不见人民中的阶级区分。他们根本没有提出俄国改革后社会发展的性质问题，仅仅限于向改革前制度的残余作斗争，仅仅限于给俄国的西欧式发展扫清道路。
民粹派与启蒙者不同的是，它在俄国第一次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了解答，虽然是错误的解答，但这就把问题提到了社会思想界面前，因而是民粹主义的巨大历史功绩。可是，民粹派分子对资本主义矛盾问题的解答是错误的，它的根据是西欧早就抛弃了的小资产阶级的落后理论，因而它的解答就成了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
他们害怕当前社会的发展，竭力阻止这个发展，竭力保护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障碍。民粹派分子希望代表劳动者的利益，而事实上他们总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对遗产必然持矛盾的态度。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启蒙者一样，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竭力支持、加速和促进社会的发展。他们从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的观点出发来解决俄国资本主义矛盾的问题，并且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他们不仅以劳动者的利益为标准，而且以与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标准，因此，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全部接受启蒙者的遗产，并且对这个遗产作了补充。
列宁得出结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比民粹派分子彻底得多、忠实得多的遗产保存者。他们不仅不拒绝遗产，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驳斥那些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顾虑，这些顾虑使民粹派分子在很多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拒绝接受启蒙者的欧洲理想”。
列宁接着进一步指出：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保存遗产，不同于档案保管员保存旧的文件。保存遗产，还决不等于局限于遗产”，还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进行分析批判，使其优秀部分得到发扬。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在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之外产生的，而是人类各种先进思想发展的继续，是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之集大成。
列宁的论述阐明，社会意识具有历史继承性。而社会意识遗产的继承归根到底受社会存在及其发展所制约。任何社会思想意识对文化遗产的继承都不会无条件地像档案保管员保存旧文件那样，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而是经过加工改造予以吸取。怎样加工改造，摒弃哪些，发展哪些，这在根本上也是由社会存在的现实情况和需要以及思想家们的社会地位、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