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蜀汉作为最弱小的国家，偏居西南益州，却能与魏吴对峙几十年而不会落于下风，甚至屡屡发兵北伐，令经济异常强盛的曹魏都头疼不已。我们不禁要问：蜀汉究竟是如何凭借其羸弱的经济实力，进行如此耗费财力的军事活动？

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主观上会认为：蜀汉坐居“天府之国”，凭借“蜀道难”的地利优势，再结合其物产丰富的特点东联孙权，如此便可轻易抵御曹魏的威胁。

三国对峙形势图

可熟不知，曹魏占据的可是当时最富庶的北方中原地区，此地之前便是东汉经济重心地带，而南方大多还是未被开发的“蛮夷之地”。从东汉的州郡划分，曹魏占据十三州而蜀汉偏居一州，我们便可初步知悉魏蜀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因此蜀汉若是只凭借地利优势，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与曹魏对峙四十多年而不倒，更别说后来频繁发动的北伐战争了。

其实我们大多忽略了一点，蜀汉当时的手工业和铸造业是十分发达的，尤其是织锦业和冶铜业更为突出。继而借此在与魏吴的贸易中取得优势地位，弥补其粮食短缺的问题，为连年征战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蜀汉的经济体系，应当是以铸币业为基础、手工业为主导，共同构筑起了其庞大的“商业帝国”，这也与魏吴“屯田制”为主导的农业经济体系有所不同。

下面我就为大家具体介绍，蜀汉如何一步步构筑起，三国时代独特的国家商业经济模式。

东汉末年“五铢钱”货币交易体系崩溃

自汉武帝开始，五铢钱的铸造权便被收归国有。也因此，汉代的货币在规格和质量上都能得到很好的保障，这也为汉代经济的稳定与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代五铢钱

这一货币体系一直维持到了东汉末年，随着董卓入京施行“毁五铢铸小币”而遭到严重打击，中原地区物价随即飞涨百倍，通货膨胀异常严重。之后由于战争不断，原先的货币贸易体系随即崩塌，社会倒退回原始“以物换物”的贸易模式。

董卓小币无形制且质量仅为五铢钱的五分之一

俗话说破坏容易建设难，此后曹魏虽历经多代试图“复五铢”，但都未能取得好的效果。而造成曹魏“复五铢”困难重重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当时社会时局依旧方兴未艾，战争仍在进行并且没有停止的迹象，人们因此更愿意相信粮食等实物的实际价值；其二铜矿的主要产区集中在在两淮和四川等地，而曹魏身处北方，并没有优质铜矿的大量产出，况且其仅有的金属资源还要优先用在兵器和农具的生产上。

《晋书》：是时不铸钱既久, 货本不多, 又更无增益, 故谷贱无己

两方原因造就了曹魏发行的五铢钱，流通远低于实际需求。随之而来的便是币值被高估，令币贵而谷贱，从而伤害了农民的利益，间接的打击了农业的生产，这也促成曹魏“复五铢”计划的最终失败，曹魏的商业一时陷入了停滞的状态。

古代民间贸易

再说一下东吴的情况，其虽坐拥两淮铜矿产区，但历经秦汉两朝的开采，早已资源枯竭严重。因此东吴的货币贸易也处在十分低下的状态，从如今吴国墓地大量出土蜀币，也可以在客观上印证这个观点。

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魏吴货币体系的崩溃，沉重的打击了民间贸易的积极性，人民只得依靠以物换物的原始方式来换取生活必需品。而三国时期，频繁的战争又使得国家需要稳定的粮食供应，这也就促成了魏吴积极推行“屯田制”，从而保障自己农业生产的稳定运行，从而更加忽视了商业的发展。由此我们便可以将魏吴定义为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经济体系。

蜀汉拥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和发达的冶铜业

反观蜀汉，其身处西南巴蜀之地，受到黄巾起义和诸侯混战的影响较小，因而其经济贸易体系并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而董卓“毁五铢铸小币”，毁坏的主要是长安和洛阳周边的五铢钱，货币贸易体系的崩溃也主要集中在中原和关中等地。

巴蜀封闭的地形，有效的阻止了董卓小币的入侵

同时，董卓入京之前，益州牧刘焉便有割据益州的野心，其派遣张鲁驻守汉中，封闭蜀道斩杀汉使，同时上书谎称贼人断道。这也使得董卓的小钱未能大规模进入益州，巴蜀之地的货币贸易基础因此躲过一劫。可以说当时的益州，算得上是一个经济稳定且富足的“世外桃源”。

《三国志》：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 银千斤, 钱五千万, 锦千匹, 其余颁赐各有差。

正因如此，刘备在219年接手益州后，能够有资本大肆封赏功臣，这也充分说明了益州府库的富足。不过刘备肆意的封赏，也导致了益州原有的财富被瓜分殆尽，随即陷入到军用不足的局面。

蜀汉“直百五铢”

对此刘巴建议“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也就是说铸造一种货币，规定其有一百个五铢钱的价值，并且为了防止通货膨胀，设置专门的官吏介入管理市场。这样的政策一方面使得刘备能够迅速收拢财富，使府库得以再次充盈。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管理市场，又能有效防止了经济崩溃局面的发生，保障了市场正常的运行。

此后蜀汉相继发行大平百钱、大平百金、定平一百等多种货币。并且不论是史料记载，还是现今的考古发掘，都能看出蜀汉是三国当中，货币发行数量最多的。如此庞大的铸币量则说明，蜀汉拥有充足的铜矿资源和发达的冶铜业作保障。

《史记》：巴蜀亦沃野, 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

四川三星堆出土文物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蜀汉的铜矿资源可谓相当丰富。不论是如今考古发现的三星堆遗址，还是历史古籍的记载，都可以看出蜀地自古便盛产铜。即使巴蜀核心地区历经战国、先秦和两汉的开采，此地铜矿资源几近枯竭。但蜀汉的南中等地，却仍有未开发且储量丰富的铜矿资源。因此蜀汉对南中重视的原因，多半也是为了此地的铜矿资源。

蜀汉“商业帝国”的形成原因

蜀汉拥有良好的经济环境和丰富的铜矿资源，这也为其商业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基础保障。但我们都知道，古代国家最重视的永远是农业，尤其是战争年间，农业更是处在重中之重的地位。可为何要称呼蜀汉是“商业帝国”呢？这还要从魏蜀吴的经济对比中来找寻答案。

农业是古代社会的命脉所在

三国时期，各个国家都以增强军事实力为首要目标，换句话说农业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曹操能够统一中原，主要得益于其很早便开始施行“屯田制”，并一直延续至曹魏灭亡。而东吴起初不重视屯田，但从226年陆逊上书“请令诸将各广其田”开始，孙权也开始加大了对农业的重视，甚至还亲自下田耕作以作示范。

都江堰

对于蜀汉来讲，农业生产也是受到高度重视的。刘备曾专设司金中郎将负责农具的生产，还发布禁酒令；诸葛亮曾派一千二百人修缮都江堰等水利设施，并且还在汉中、南中等地施行屯田；姜维出征北伐，“拔狄道、河关、临洮三县民， 居于绵竹、繁县。”

不过，从蜀汉对农业的重视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蜀汉粮食生产的严重不足。例如巴蜀富饶之地，仍接二连三的安置移民，足以见得蜀汉农业劳动力的不足。而这种局面的形成也不难解释：蜀地虽无大乱，但历经黄巾起义、“东洲人”内乱、刘备夺蜀之战、夷陵之战、诸葛亮平南中和连年北伐，蜀汉人口早已损耗严重。

蜀锦

这样便导致了蜀汉农业生产的匮乏，无法提供给军事足够的支撑，因此诸葛亮才会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即蜀汉军事活动的保障，主要仰仗蜀锦等手工业制品，并非取决于农业的生产。

蜀汉“商业帝国”的具体形式

《太平御览》：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于西道。

蜀锦能够成为蜀汉的军事战略物资，并且在诸葛亮口中达到“惟”的地步，那么足以见得其庞大的产量。《蜀都赋》中曾描述蜀汉这样一幅画面“栋宇相望，桑梓接连”“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显然当时益州蜀锦生产规模是相当巨大的，而如此多的蜀锦，除一小部分蜀汉自用，很大一部分都出口至东吴或者曹魏。凭借蜀锦的出口贸易，蜀汉因此从中获得了很大一部分的财政收入。

云贵高原自古便是产马地

除了蜀锦，蜀汉的云贵高原还盛产马匹。后期三国对峙蜀吴联盟，但东吴不产马。因此我们可以从陈寿的《三国志》看到“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的描述，后来还有东吴官员薛珝来蜀求马的记载。除了蜀锦和马匹，蜀汉还依靠“盐铁之利”和巴蜀漆器等手工业来保障自身的经济需求。

纵观蜀汉的商业贸易形势，其应是作为商品输出地而存在的。但在如今的考古来看，吴国故地大量出土蜀汉钱币。这也就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蜀汉为何大量出口商品的同时，又要大量输出货币。其实这也正印证了之前的观点：蜀汉出口商品创汇，然后用于进口粮食，从而弥补自身粮食产量严重不足的弱点，而东吴也确实有能力向蜀输出粮食。

不仅如此，左思的《蜀都赋》中曾这样形容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其描绘虽略显夸张，但我们也能从中解读出当时成都商业繁盛的景象，甚至于成都大概率就是那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由此可见蜀汉当时繁荣商业的盛况。

结语

三国乱世，蜀汉拥有稳定的货币贸易体系，同时拥有发达的冶铜业和手工业。多重的有利因素，结合魏吴商业的停滞，共同促成了蜀汉“商业帝国”的形成。这也与魏吴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有所不同。但蜀汉发达的商业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不论是之前的东汉还是之后的两晋，蜀汉的商业规模都不能与之相比。并且蜀汉发达的商业，也仅是为了弥补自身粮食产量的不足，说到底还是自身实力太弱的缘故。但也正是蜀汉独特的商业模式，才使得自身有了与魏吴相抗衡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