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3日至4日，首届欧盟-中亚峰会召开，欧盟正式迈入“中亚+”首脑级会谈的行列当中。此次峰会标志着欧盟与中亚合作的进一步升级，不仅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欧盟还宣布将启动总额为120亿欧元的“全球门户投资计划”，用于支持中亚在新能源、原材料以及基建方面的合作。
作为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中亚，近年来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能源转型，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企业都视其为一片全新的投资热土。然而，中亚的地缘政治与安全风险始终是外部投资者绕不开的两道鸿沟。如今，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浪潮席卷全球，中亚各国也无法幸免。另一方面，俄美第二次谈判即将开启，地缘政治形势瞬息万变。
在此变局之下，中亚各国会选择“静观其变”还是“主动求变”？另外，地区极端势力始终存在，中亚如何应对中东与阿富汗的动荡外溢风险，对周边国家来说尤为关键。观察者网连线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永彪，结合此次欧盟-中亚峰会谈谈对中亚地缘政治、新能源市场和安全形势的看法。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
观察者网：4月3日至4日，欧盟-中亚首届峰会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一方面，双方宣布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峰会上宣布，欧盟将启动总额为120亿欧元的“全球门户投资计划”，支持欧盟和中亚国家在关键原材料、清洁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数字互联等领域的合作。想请问朱老师，您怎么看待目前欧盟-中亚合作趋势的深化？另外，您怎么看待欧盟的“全球门户投资计划”在中亚的实施？
朱永彪：我认为最优先考量的一个现实驱动因素就是——俄乌冲突以后，欧盟开始更加重视中亚的能源供应链作用以及中亚在能源多元化替代方面扮演的角色，这一点较之前更紧迫了。
事实上，2007年以后欧盟就比较重视中亚带来的能源供应多元化。从这一点上来说欧盟和美国、日本等国是有一致性的——即积极发挥中亚在能源供应链上的作用，让全球能源市场保持稳定，使能源价格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并可以自由流通，这是符合欧盟能源安全利益的。然而，伴随俄乌冲突后能源安全问题的紧迫性上升，中亚在欧盟能源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被进一步重视。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欧盟除了希望从中亚进口油气以外，还希望中亚能够发展新能源。这涉及到两方面因素：一方面，中亚国家发展新能源后，可以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使得能源结构更加多元化。这既能做大能源市场的蛋糕，也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而欧盟对这一问题始终比较关注，所以也试图塑造和改变中亚地区的能源价值观。
另一方面，在中亚的能源转型过程中，欧盟也希望能够嵌入其中。自苏联解体以后，许多欧洲企业，如英国石油公司（BP）、道达尔、壳牌，在中亚、里海附近的油气区块中，通过财团联合竞标等方式，实际上拿到了很多份额，也控制了很多油气区块，尤其是在哈萨克斯坦的油气区块。当前，欧盟也希望能够介入中亚的新能源建设过程中，比如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这样既可以获得中亚的市场，也可以加强与中亚国家在能源领域的相互依赖。
2025年4月3日至4日在撒马尔罕举行的首次中亚-欧盟峰会是加强两地关系的重要里程碑。中亚时报
观察者网：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中国与中亚首次建立了首脑会晤机制，如今欧盟同中亚做了同样的事情。除此之外，像印度、土耳其等其他国家也在积极争取中亚，这使得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形势变得愈加复杂。另一方面，中亚大部分国家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政策，而这一政策似乎在俄乌冲突后变得更加显著。目前俄乌和谈正在逐步推进，俄美第二轮谈判也开始筹备，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中亚是否会出现什么调整动作？
另外，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3月14日的国民大会上表示，在揭露“深层政府”政治虚伪、重塑传统价值观以及查明政府大规模滥权行为的问题上，应该对特朗普的做法予以肯定。有部分媒体认为这是哈萨克斯坦在向美国靠拢的信号，对此朱老师您怎么看？
朱永彪：其实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实行这种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这也是中亚国家独立后一直奉行的。一方面，它们和所有的大国都想发展关系，而不会单一地偏向其中某个国家。另一方面，除了奉行永久中立政策的土库曼斯坦以外，其他四个中亚国家整体上还是“抱团”的，因为单独一个国家去跟大国沟通协调可能会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它们愿意以集体的身份去参加一些对外事务。这是中亚多元平衡外交的两个显著特征，也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中亚国家的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在俄乌冲突以后，相对来说进一步地增强了。应该说，俄乌冲突为中亚国家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的一系列外交政策，都在加剧国际体系的剧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亚的“主动求变”一方面能够加强同各方的合作，从而抬高自身的地缘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中亚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来巩固和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这一点现在对中亚各国来说都更加迫切。
当然，俄乌冲突以来中亚的这样一个新变化，我认为不会从根本上修改中亚的整体外交方向。因为无论是多元平衡外交，还是能源出口的多元化，亦或是“中间走廊”的打造，都是符合中亚国家的共同利益的。所以无论俄乌冲突朝哪个方向发展，中亚国家的总体外交方针和方向基本不会出现重大调整，也不太可能出现突变。
关于托卡耶夫上个月在国民大会上的表态，我认为与部分媒体所解读的内容关系不大。
实际上苏联解体以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国家的政策独立性相对来说一直是比较强的，并且也是去俄化最突出的。这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表现出来了，并不是现在突然出现的。
所以，总统的这个发言可能是反映了他目前对整个国际局势的一种理解和认识。包括这些年，哈萨克斯坦一直希望成为一个中等强国的典型代表，甚至在前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哈萨克斯坦还提出应该改革联合国安理会制度，并扩展到20个成员国。当然另一方面，托卡耶夫也可能是借此表示对哈萨克斯坦国内类似问题的担忧。
总体而言，哈萨克斯坦与其他中亚国家一样，其外交的整体方向是不会突然做出重大改变的。
2025年3月14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布拉拜举行的国民大会上谈到了世界政治趋势和美国的作用。哈萨克斯坦通讯社
观察者网：美国时间4月2日，特朗普公布了“对等关税”名单，其中哈萨克斯坦被征收的关税是中亚国家中最多的（哈萨克斯坦27%，其余四个国家都是10%）。而且，特朗普也已经关停了国际开发署（USAID）。其实，外界普遍都觉得过去美国对中亚没有那么重视。所以也想请问朱老师，美国目前是否已经算退出了中亚大国角逐的舞台？
朱永彪：首先，美国的中亚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事实上美国的中亚政策又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即美国一方面表现出对中亚的重视，但实际上却又不那么重视，具体的表现就是美国总统从来没有访问过中亚。
当然，这也和苏联解体后，美国指责中亚国家的所谓“威权主义政体”有关。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可以说从骨子里对中亚是不太重视的，因为元首外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信号，而美国对中亚国事访问的最高规格没有超过副总统级别。尤其考虑到，美国曾经在中亚还设有军事基地，虽然当时主要是为解决阿富汗问题，以后勤保障为目的而设立的，但美国总统在那期间也未曾访问过中亚。
所以如果说美国重视中亚，那显然是不太恰当的。中亚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没有那么重要，加上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在俄乌问题、中东问题、欧洲问题上展现出来的战略收缩态势，都决定了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中亚都很难真正成为美国的外交优先方向，这一点是相当明确的。对此，中亚国家心里也非常清楚。
不过，也不能排除未来特朗普用所谓交易的方式，在中亚采取一些新的行动。比如，对所谓“C5+1”机制（中亚五国+美国）进一步升级，直白地说就是在政治上显示出美国对中亚很重视。基于这一点，特朗普甚至可能会对中亚进行所谓的访问，因为这不需要花什么钱，但可以满足中亚国家的政治需求，帮助他们提升地缘政治地位和全球影响力。
其实自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后，或者说从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决定和塔利班进行和谈，就表明美国在整个中亚地区的外交政策，就是想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即虽然美国不愿意投钱，但还是想维持它在地区的影响力——这是美国的核心政策，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中亚国家的利益。因为，中亚国家对美国的诉求就是：美国能够表现出来对中亚地区仍然感兴趣，这就够了。
所以，美国未来的中亚政策还有很多的弹性空间，但硬性投入恐怕不太可能。这也是2011年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却一直没有将其真正实施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美国不太愿意在中亚投入真金白银。所谓USAID提供的援助相对来说也比较有限，而且这几年总体上一直处于收缩状态。当然，美国不会彻底放弃中亚，而是将继续炮制和炒作虚假信息，离间中亚与中国、俄罗斯等的关系，同时谋求以最低成本在中亚获取最大化的地缘政治利益。
观察者网：今年3月31日，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签署了《苦盏宣言》，最终确定了边界划分。此次签署标志着三国在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推动中亚地区建设性对话与合作的重要一步。您怎么看待该宣言的意义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地区作用？另外，阿富汗问题其实一直影响着乌、塔、吉三国以及土库曼斯坦，您如何看待阿富汗问题目前对于中亚的影响？
朱永彪：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许多中亚国家跟阿富汗的合作还是比较密切的，其中土库曼斯坦主要是和阿富汗有TAPI天然气管线的合作项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主要是和阿富汗有CASA-1000的电网合作项目，甚至这两个国家希望通过阿富汗向巴基斯坦出口电力，所以它们对于加强同阿富汗以及南亚国家关系的愿望比之前要更加迫切，而塔利班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目前为止，塔吉克斯坦同阿富汗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因为塔吉克斯坦不太愿意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有更加密切的合作。
实际上，在中亚国家里面，塔吉克斯坦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其对阿富汗政策同其他几个中亚国家也有较大区别。阿富汗变局以后，大多数中亚国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机遇，但塔吉克斯坦认为塔利班政权更多地是一个威胁的来源。
一方面，阿富汗局势的稳定，使得中亚国家对同南亚地区的合作兴趣增大。因为过去由于阿富汗局势的动荡，许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难以开工。另一方面，阿富汗局势的外溢效应还是会对中亚国家形成一定冲击，比如“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对中亚国家公民的招募比之前更多了，包括像莫斯科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实际上主要也是塔吉克斯坦人发起的。除此之外，叙利亚境内的沙姆解放组织曾经也招募了大量来自中亚地区的极端分子。
塔利班的重新上台，对于中亚地区如“乌伊运”（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这样的极端势力而言，还是有比较强的刺激的。所以，中亚国家也面临一定的安全风险。
对于最近中亚三国签署的《苦盏宣言》，首先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乌兹别克斯坦自从米尔济约耶夫上台以后，大幅调整了对外政策，不仅缓和了与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而且表现出更开放包容、更重视合作的外交风格，对于缓和与邻国关系起到了积极效果。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过去30年多间，中亚国家相互间签订了很多的协议和宣言，但真正能够落实并长期形成机制的，并不多。所以，目前对于这个宣言的效果我们还有待观望。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落回到中国-中亚关系上。自西安峰会已经过去两年了，今年预计也将召开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前面您也提到了欧盟对于中亚新能源市场的重视，所以也想请问朱老师，目前中国与中亚在新能源合作以及其他项目合作上的情况如何？其次，站在中国的立场来看，欧盟-中亚峰会对中国会产生哪些影响？最后，想请朱老师谈谈您对于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的展望。
朱永彪：首先，目前中国和中亚的新能源合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最近三一重能还发公告说打算在乌兹别克斯坦投建风电场项目，两个项目的投资金额分别不超过5亿美元，算是一个很大的新能源项目。
实际上无论是比亚迪也好，华为也好，中国这几年有很多新能源汽车厂商以及头部的光伏、风电企业都在中亚有较多的合作项目，中国在这个领域有着比较强的竞争力，同时性价比也很高，这符合中亚国家的现实需求。而且，中国的商品更加多元化，从最低端的到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中国都有做。
那么怎么看待欧盟-中亚峰会对我们的影响呢？在中亚地区肯定存在大国竞争，但我认为目前这种竞争处于一种比较良性的态势。首先，我们肯定还是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去看待这种竞争，这也是中国一直以来秉持的立场，我们完全尊重中亚国家的选择。第二，中国也从不谋求在中亚地区形成独占的优势地位。实际上，对于中国而言，我们非常乐意看到中亚地区的多元化格局，无论是投资多元化或是竞争多元化还是合作多元化，这都符合中国的利益。
如果在中亚地区没有其他大国的投入，那我们可能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好中俄在该地区的竞合关系？二，中国该怎么解决成本显著上升的问题？无论是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还是美国各种相关的基础设施计划，实际上都变相分担了中国在中亚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并且扩大了中亚地区互联互通的水平，提升了中亚释放自身经济潜力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种竞争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以利用这种竞争扩大自身在中亚的合作机会。比如中欧之间在中亚问题上的认识和理解，无论是立场还是利益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中欧也可以在中亚的部分领域开展合作。因此，竞争有时候是威胁，但有时候却是机遇，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最后，就是关于中国-中亚峰会。我认为总体上来说，还是会在第一届西安峰会的基础上去进一步强化合作。一是中国与中亚各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提升。二是《西安宣言》（2023）中所提的计划在这两年间的具体落实情况，以及下一阶段的安排。比如在跨里海交通运输走廊上，中国与中亚之间会不会有一些具体的合作项目和协议，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另外，在具体合作领域当中，无论是新能源、数字经济还是农业技术、气候变化、减灾防灾等方面，有没有新的规划，这也是值得期待的。
最后我想说一点，前面提到的欧盟也好，美国也好，它们对于中亚的政策是有一定的投机性和策略性的。换言之，不是一种长期主义。而这种政策的投机性表现在，当它们需要中亚的时候，就会对中亚批评得少一些；当它们不需要的时候，对中亚的批评和指责就会多一些。但是反过来看，中国与中亚的合作相对来说是长期稳定、可预期的，而且是相互尊重完全平等的。所以这是中国-中亚关系的基本盘，也是中亚国家愿意和中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持续发展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础。这一点决定了中国-中亚关系，同欧盟-中亚关系、美国-中亚关系有根本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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